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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監控與犯罪情境預防

2019-9-19 13:53|原作者: 汪明亮|來自: 觀察者網

犯罪情境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簡稱SCP)),是指通過有效地改變環境,從而儘可能地使犯罪人認識到犯罪行為難度增加,被捕可能性增大,犯罪收益減少,以此來減少犯罪。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將犯罪原因的視角從犯罪人轉移到犯罪行為發生的情境;將犯罪預防的重點由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社會控制轉移到犯罪行為的控制,使犯罪預防措施具有了明顯的可操作性和現實性,並且極大地降低了犯罪預防的成本,已被西方各國廣為採納,成為20世紀末以來最具影響力和佔據主導地位的犯罪預防理論。


英國犯罪學家戈登·休斯在《解讀犯罪預防》一書中,對犯罪情境預防盛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對犯罪原因的尋找是徒勞的,但對犯罪的機會卻是可以控制的。犯罪情境預防理論強調,最明智的預防犯罪的方法是控制環境、增加犯罪被發現的風險。


電子監控(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簡稱CCTV)是最典型的情境預防手段。公共場所電子監控的犯罪預防功能的實現機制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通過對潛在犯罪人心理上的威懾作用,也可以通過對處於犯罪環境中的民眾與犯罪作鬥爭的鼓勵作用來實現;既可以通過對正要發生的犯罪行為及時部署防範和對正在發生的犯罪行為控制,也可以通過對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及時偵破來實現。


通過電子監控手段預防犯罪,更多的是一種技術方面的考量,價值中立,基本不關乎犯罪司法預防過程中的不公平、犯罪社會預防過程中的階級對立等敏感主題,其正當性被絕大多數學者所肯定。電子監控被認為是維護社會治安之最佳利器,甚至獲得了“街道之眼”或“城市守護天使”之美譽。電子監控一改非理性的、冷冰冰的監控機器的形象,轉而被賦予了“人性”的特點。


電子監控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通過在公關場所安裝電子監控以實現預防犯罪目標,有着充分的理論依據與現實基礎。


電子監控的理論依據是理性選擇理論。理性選擇理論把犯罪人假設為“理性人”。犯罪人能認識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並能對自己行為成本和後果利益進行比較,只要有可能,都傾向於以最小的行為成本去換取最大的後果利益。簡言之,犯罪是一種利益與損害之間的衡量。電子監控提高了犯罪人被抓捕的概率,使得刑罰的確定性增加,提升了犯罪成本,有利於預防犯罪。正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所言,“刑罰的威懾力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其不可避免性。”


引進電子監控的現實依據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域外的成功經驗。英國利用街面電子監控系統成功偵破發生在2005 年的“7.7”倫敦地鐵爆炸案和“7.21”公共汽車爆炸案。據《法制日報》報道,我國近年來大力開展了以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應用為重點的“雪亮工程”建設,到2020年該工程將基本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標。


其次,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人口流動與犯罪發生呈正相關,人口流動削弱了社會控制、特別是非正式社會控制,增加了犯罪機會和加大了犯罪風險,也增加了安全管理的難度。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數量達2.44億。流動人口的大量湧入不僅對城市原有的公共服務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且使得城市治安和犯罪問題日益嚴峻和突出。此外,中國幅員遼闊,流動人口跨地域性犯罪極大地增加了犯罪偵破難度,利用電子監控提升破案效率意義重大。


2019年8月2日,海口,工作人員在安裝違法電子監控抓拍系統。(@視覺中國)


再次,中國的警力嚴重不足。與世界各國大城市相比,中國城市警力嚴重不足。公開資料顯示,上海的警力數僅佔常住人口的萬分之21,在全球一線城市中最低,而其他城市,如新加坡警力數為萬分之61、倫敦為萬分之48、巴黎為萬分之47、紐約為萬分之42。利用高科技手段,特別是電子監控手段治理犯罪是彌補警力不足的重要方式。還是以警力嚴重不足的上海為例,近些年軌道交通客流日均1200萬人次,沒有發生重大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德勤”城市移動出行指數評定上海地鐵全球安全係數最高;每年近4000場次大型活動秩序井然平安無事,這些成就與日益發達的電子監控密不可分。


電子監控的犯罪預防效果


電子監控的犯罪預防效果已被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犯罪預防實踐證實。


以最早安裝電子監控的英國為例,其New castle市自1992 年開始引入電子監控系統,1994 年的違法犯罪率與1991 年的違法犯罪率相比,街頭暴力下降了11 %,入室盜竊下降了44 %,刑事犯罪率下降了44 %(John Deane, 1995)。


在美國,有學者調查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市的電子監控對於犯罪和失範行為的影響,通過調查公共場所每個攝像頭監控的150英尺範圍作為間隔的時間序列單位,分析單位內的犯罪數量及非法行為舉報電話的數量,發現監控對於降低犯罪率有影響,對於減少失範行為的影響更甚(McLean, Worden& Kim,2013);亦有學者在費城通過多層線性模型和加權位移商方法,對比三個區域(包括控制區、目標區和緩衝區)的攝像頭拍攝到的情況,對重罪、其他罪、失範行為的影響情況作出分析。發現在控制了月份長短、季節變化以及每台監控獨特的時間趨勢後,犯罪行為(不論是嚴重犯罪還是示範行為)在監控升級後下降了13%(Ratcliffe, Taniguchi& Taylor,2009)。


值得一提的是,有兩項研究對有關電子監控效果的評估研究做了整理分析。一個研究總結了英國44起有關公共場所使用效果的研究,發現電子監控有利於犯罪預防,整體犯罪約下降16%;電子監控對於減少發生在停車場的犯罪(約減少51%),以及針對機動車的犯罪(約減少23%)是最為有效的方式;且相較於美國而言,更能有效減少英國的犯罪(Welsh&Fratington,2008)(Welsh&Fratington,2009)。另一個調查是從2007年到2017年的電子監控效果評估報告,同樣也發現最有效的成果發生在停車場,其次是居民區;發現電子監控對於不同犯罪的影響是不同的,最有效是毒品犯罪、針對機動車的犯罪和財產犯罪 ( Eric L. Piza, Brandon C. Welsh, David P. Farrington, Amanda L. Thomas, 2019) 。


國內也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2005年12月底東莞莞城區電子監控系統正式運作後的4 個月的時間裏,全區刑事案件同比下降了24.3%,“兩搶”案件下降了37.9%,盜竊機動車案件下降了10.4%;2006年,廣東珠江市電子監控區域和部位的治安、刑事發案率平均下降30%左右,部分區域還實現了零發案,其中樂從鎮安裝治安視頻監控系統區域的發案率更同比下降高達90%。今年9月初,據澎湃新聞報道,上海已將3400餘個居民小區升級為智能安防社區,加裝了智能門禁、“微卡口”、煙感等智能設施,建成後的小區不僅基本實現了入室盜竊 “零發案”,而且獨居老人看護、停車阻塞通道、高空拋物傷人等社會治理“老大難”問題也得到了有效破解。


據《解放日報》報道,在上海,隨着電子監控系統及相關機制的進一步完善,2019年以來,上海全市報警類110同比下降25.9%;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7.2%;盜竊案件同比下降54.2%;刑事案件破案數、打擊數均上升15%;71起命案、75起搶案全破;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案件即發即破,入室盜竊案件破案率達到60%;暴恐襲擊和槍爆案件持續保持“零發案”。上海公眾安全感滿意度連創新高,攜程網評選的2018年度國內最有安全感的十大城市,上海排名第一,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去年將上海評為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


相關制度的跟進


為了更好地實現電子監控的犯罪預防功能及保證電子監控的正當性,還需要相關制度的跟進。一方面,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子監控如果與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相結合,將能進一步凸顯其預防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機制,以避免電子監控對民眾隱私權利帶來不必要的侵害。


數據織密城市安全網絡,2018年上海開啓“智慧公安”建設(@新華網)


就第一方面而言,上海的“智慧公安”建設相關做法可資借鑑。據媒體報道,“智慧公安”建設,是指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驅動組織機構、業務流程、行為關係的優化再造,使社會治安治理層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過程更加優化、更加科學、更加智慧。


在“智慧公安”建設過程中,傳統的電子監控已經成為城市最主要的感知來源,日益與智能報警系統相結合,如安裝在特定區域的電子監控系統具有入侵檢測報警功能、遊蕩檢測功能、遺留、遺棄物品檢測功能、人物特徵識別和車輛識別功能、運動目標跟蹤功能。這些智能化的監控功能不僅可以在潛在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前就能提前發出報警,而且能對完成犯罪行為的犯罪人進行實時動態跟蹤追緝,電子監控系統還具有對所錄製的圖像進行自動檢索、識別的功能,可以迅速識別作案人的特徵並與犯罪檔案數據庫相核對。


電子監控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支持下,使上海警方實現了實時撒點警情,精準定位警力,就近調度裝備,自動觸發預案,並通過數據警察24小時在線提供情報服務,使民警到達現場時間平均縮短20%、警情處置時間平均縮短35%。


就第二方面而論,需要從理念與立法兩方面着手。應該確立如下理念:公共場所電子監控具有保障公共安全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同時也呈現對民眾隱私權利的侵害性;為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公共安全,民眾應容忍和接受國家對其隱私權利的限制,不能由於它對隱私權利存在威脅就全面否定它的作用。


電子監控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善惡,其對民眾隱私權利帶來不必要的侵害是使用不當造成的。就此意義而言,電子監控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民眾忍受對其隱私權利的限制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對其隱私權利予以限制的行為都必須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即“非有法律依據不能行使”。作為公權力運作的電子監控,除了接受法律保留原則檢驗之外,也要契合公益、比例和正當程序等原則要求,並依此建立體系化的可操作的電子監控的安裝、管理、利用、救濟等具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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